植物物候观测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的物候观测历史可追溯到周初，即公元前11世纪，在气象观测仪器发明之前，劳动人民因农业需要，便通过观察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来判断寒来暑往，随后陆续留下记录
[1]。国际上，早在9世纪日本京都地区就开始了樱花开花日期的记录
[2]，16世纪开始出现大量的关于温带和北方树种的较为完整的物候观测记录，并从19世纪开始增加了许多热带树种的观测
[3-4]。
近几十年来，植物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量研究表明，植物物候期的变化能敏感地指示气候波动。葛全胜等人基于地面监测和遥感观测的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持续的增温使得全球不同区域植被的春季物候明显提前，而秋季物候发生推迟
[5-6]；Cleland等人研究发现，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大多数植物展叶期和开花期提前，且越早开花的植物春季物候期对温度升高的响应越强烈
[7]；然而，Menzel和Jeong等人的研究结果则显示，植物秋季物候期如叶黄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无明显的一致性趋势
[8-9]。通过这种植物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可以明确植物生长的季节性节律，了解全球气候变化下生态系统的动态情况。为了深入研究物候学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长期的物候观测数据是十分必要的。
植被物候观测手段主要包括传统的人工观测和卫星遥感影像分析两种。人工观测是植被物候研究领域长期采用的方法，采用一定的规范与标准，记录群落内关键或优势种在种群或个体水平上的年内和年际生长节律变化
[10]，能够最为直观、准确的得到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物候信息
[11-12]。然而，人工观测的结果容易受观测者主观因素影响，且人工观测所能实现的地理区域和植物数量有限，在较大尺度和长期监测植物物候变化方面存在困难和不确定性
[13]。
随着光学传感器及遥感技术的发展，物候研究逐渐发展出了包括近地遥感和卫星遥感的光谱特征等多种观测方法
[14-15]。近地面遥感资料和卫星遥感影像为区域到全球尺度上的植被物候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同时可以为生态站点人工物候观测数据提供重要的补充
[16]，兼具连续观测、覆盖面广的优点。然而受空间分辨率的限制，遥感观测难以识别不同植被群落和物种间的物候差异，且无法实现对物候期的精细观测（如展叶期、开花期）
[17]，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因此多用于观测较大尺度范围内（百米至千米）的植被物候状况
[18-19]。为了准确把握神农架站站区在区域尺度上的物候情况，选择人工物候观测方法。
神农架地区位于湖北省西部，是我国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过渡地带，也是我国中部山地与东部丘陵山地的过渡地带，该区地处秦巴山地常绿落叶阔叶天然林生态区，以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代表了秦巴山地地带性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中国科学院神农架生物多样性定位研究站暨湖北神农架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神农架站）所在地海拔1290 m，年平均气温10.6℃，年降水量1306–1722 mm。神农架站综合观测场海拔1650 m，植被类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植物群落高达25 m，群落结构由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以及层间植物组成，群落盖度约90%。乔木层主要由米心水青冈（Fagus engleriana）、多脉青冈（Cyclobalanopsis multinervis）、曼青冈（Cyclobalanopsis oxyodon）、短柄枹栎（Quercus serrata var. brevipetiolata）、粉白杜鹃（Rhododendron hypoglaucum）、四照花（Cornus kousa subsp. chinensis）、槭树（Acer ssp.）等组成，高度4–25 m，盖度约90%；灌木层主要由箭竹（Fargesia spathacea）、箬竹（Indocalamus tessellatus）、乔木幼树等组成，高度1–4 m，盖度约60%；草本层主要由莎草科、禾本科、以及蕨类等植物组成，高度0.5 m左右，盖度约15%；层间植物包括五风藤（Holboellia angustifolia）、猕猴桃（Actinidia ssp.）、菝葜（Smilax ssp.）、铁线莲（Clematis ssp.）等藤本植物，高度从林下的0.5 m到林冠的20 m不等。该森林生态系统为成熟林，正处于顶极演替阶段。
本文介绍了神农架站综合观测场2009–2018年的植物人工物候观测数据集，选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的17种优势植物进行物候观测，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尺度下的植物物候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旨在为我国典型生态站区域植被生长状况提供参考和数据支持，可用于以站点为基础的物候变化分析和气候变化研究。
